橫跨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北部的古代邊疆政權

  今天我國的學者一般認為，高句麗是西漢到隋唐時期我國東北地區出現的一個有重要影響的邊疆民族政權。東北地區很早就是古代中央政權的管轄區域。周朝滅商時，商朝後裔箕子率領部眾向東遷移，在今天平壤地區建立“朝鮮”國，成為周的一個地方政權，學界一般稱之為“箕子朝鮮”﹔西漢初，一個叫衛滿的燕人為躲避戰亂來到此地，糾集其他中原人奪取了統治權，學界稱為“衛氏朝鮮”。由於一直奉行擴張政策，公元前108年，衛氏朝鮮被漢武帝統一，西漢在其轄地設置了樂浪、番、臨屯、玄菟四郡，進行管理。

  公元前37年，東北邊疆民族夫余的一位王子，因受族人迫害，率隨從南逃到了玄菟郡的高句麗縣(今遼寧省新賓縣東南)，這位因善射而被稱為“朱蒙”的首領在那里建立了最初的高句麗政權
，史書也簡稱為“高麗”。根據《三國志》記載，當時高句麗的戶籍歸西漢玄菟郡高句麗縣管理。公元3年，高句麗第二代首領類利把都城遷到了今天吉林省集安市境內的“國內城”。此後400多年，高句麗政權一直定都於此。
  高句麗先後由漢玄菟郡、遼東郡管轄，并不斷上表稱臣、朝貢。歷史上這個政權曾有過大起大落的興衰過程。王莽時期，因為被征調參加征討匈奴而發生叛逃事件，高句麗王騶被王莽誘殺﹔東漢建立後，高句麗統治者重新被封王，并不斷兼并周圍邊疆政權，逐漸強大起來﹔到魏晉南北朝後，中原地區長期戰亂，使高句麗得以更加發展。其間，高句麗向中原各王朝稱臣，還受到過曹魏和慕容鮮卑政權的兩次毀滅性打擊。此後高句麗開始轉變策略，不再謀求向西擴張，轉而經營南部地區，抑制當時朝鮮半島另外兩個政權百濟、新羅。公元427年，高句麗再次遷都，建都平壤。根據史書記載，高句麗在最鼎盛的時期，其疆域“東西二千里，南北一千里”，南至朝鮮半島中部地區，北到今天的吉林中部以北，東到延吉以東，西到遼河。

  到隋唐時期，中原日趨統一，收服割據狀態的高句麗於是成了兩朝皇帝的共同意愿。正是出於統一的要求，唐太宗才會在隋文帝和煬帝多次征討失敗後，繼續下決心武力統一高句麗。史書載，唐太宗在出征前曾說：“今九瀛大定，惟此一隅”，說明他把收服高句麗當作國家統一的最後一役。從公元644年開始，經過24年的戰爭，高句麗終於在唐王朝和朝鮮半護，統兵鎮守。自此，存在了705年的高句麗古國退出了歷史舞台。
  高句麗文化與中原文化密不可分

  吉林省考古所的傅佳欣研究館員長期從事高句麗考古研究。他向記者介紹說，從考古角度看，高句麗文化是在一個較低水平上突然崛起的。比如，在某一時期的貴族墓葬里發現有許多精美的陶器、鐵器，而同時期的百姓墓葬里還是石器，非常明顯地說明它受到外來文明的影響。目前發掘的高句麗古跡，約有2/3在今天中國東北境內，它們體現著高句麗早期文化特色，而高句麗後期南遷後，其文化特色更趨中原化，原有特色更少了。“很多現象都說明，高句麗的文化一直是在中原文化的光芒下發展成長起來的”，傅佳欣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李大龍研究員對記者說：“高句麗文化是東北亞文化里很燦爛的一支，不論是壁畫、山城、墓葬，都是很了不起的。”他認為，高句麗和中原各王朝保持密切的經濟、文化往來，這在相當程度上催生了燦爛的高句麗文化。

  李大龍舉例說，在眾多的高句麗墓葬中，壁畫墓是極為珍貴的。從壁畫的內容看，有社會生活題材、四神題材(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和裝飾圖案等，許多都是中原建築和墓葬中經常出現的內容。另外，高句麗壁畫比中原地區發生的要稍晚，說明從中原到邊疆有一個流傳過程。而在高句麗滅亡之後，該地區的壁畫墓就不多了。

島東南部的新羅政權的聯合夾擊下滅亡，唐在平壤設立安東都護府，任命薛仁貴為檢校安東都
護，統兵鎮守。自此，存在了705年的高句麗古國退出了歷史舞台。

  同樣，高句麗民族和中原民族的交往也十分頻繁。李大龍稱之為“全方位”的交流。比如高句麗和中央王朝的使者往來一直十分密切，是雙方文化交流的主要承載者之一，在禮儀制度、宗教、歷法等方面都有著很廣泛的交流。高句麗民族有自己的語言，但今天已經消失不可尋，不過他們使用漢字進行書寫，使今天的學者能夠對其進行深入研究。高句麗政權中有大量漢人存在﹔同樣，在唐王朝里，也有不少高句麗人出任要職，比如曾出任安西節度使的名將高仙芝。可見高句麗及其後裔對中央王朝具有認同感。

  被長期誤解的歷史

  高句麗滅亡後，其後裔大部分被遷入中原，逐步與中原民族融合，小部分融入周圍各族之中，王族絕嗣。其所轄疆域開始完全由唐王朝管轄，後來一部分劃歸東北另一個地方政權渤海，一部分歸朝鮮半島南部的新羅。其後，這段歷史逐漸脫離了中原傳統史學框架。宋以後，中原對高句麗歷史的認識出現混亂乃至錯誤。到清代，由於東北是皇室“龍興之地”，清朝對此地施行“封禁政策”，很少有史家能夠對此進行認考察、研究。直到1877年，一塊記載高句麗王高安(又名談德，稱好太王)事跡的巨大石碑“好太王碑”被偶然發現，高句麗這個消失了千余年的古國才逐漸被重新認識。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們把高句麗歷史看作外國史，實際上是誤會”，吉林省考古所研究館員傅佳欣說。公元918年，在高句麗滅亡250年之後，朝鮮半島出現了一個也叫“高麗”的政權，因為統治者姓王，為和高句麗簡稱的高麗進行區別，學界稱之為“王氏高麗”。雖然襲用了同一個名字，但王氏高麗和高氏高麗并沒有繼承關系。王氏高麗935年取代了新羅，後滅百濟，統一了朝鮮半島大部分地區。1392年，大臣李成桂廢王自立，并在1393年以“朝鮮和寧等號奏請”明朝，明賜李成桂為朝鮮王，王氏高麗於是改號朝鮮，學界稱為李氏朝鮮或李朝。
  中國社科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員李大龍打了個比方說，中原地區歷史上曾出現過許多名為“宋”的政權，可這些政權之間其實毫無繼承關系，王氏高麗和高句麗也是如此，而且王氏高麗直接繼承於新羅，高句麗則被唐朝統一了。但是，由於缺乏史料及被誤導等原因，宋後的史書把王氏高麗與高氏高麗混同，《明史》甚至為了對冊封李成桂有個合理的解釋，把箕子朝鮮、衛氏朝鮮、漢四郡、高句麗都納入了(李氏)朝鮮史中。

  李大龍認為，王氏高麗與高氏高麗創建年代相差甚遠，主體民族不同(王氏高麗主要是新羅、百濟一帶的“三韓”人，而不是高句麗人)，政權建立者沒有繼承關系，統治地域不一樣。這四點足以說明兩者沒有繼承關系。

  我國花大力氣維護高句麗遺產

  光緒三年，一位愛好金石的清朝官員偶然在荒草叢中發現了“好太王碑”，掀起了一陣考證碑文的熱潮。但是直到1941年，第一部系統研究高句麗歷史的著作《東北通史(上編)》(作者金毓黻)才問世。建國後，我國加大了對高句麗遺址的發掘和保護工作，好太王碑等在1961年被列為全國重點保護文物。
  20世紀80年代，對高句麗歷史的全面研究逐漸展開。2002年，國家文物局組織有關設計單位編制出了全套專項保護規劃，為有序、有效地開展遺產申報奠定了必要的基礎。其後，國家撥款3億多元，開始了一系列環境整治、文物保護和發掘清理工作，挪移了大量的現代建築及墳冢，初步清理了11座王陵的地面遺跡，出土2700余件文物，對現有的博物館也進行了加固維修。去年記者前去集安釆訪，了解到從吉林省、通化地區到集安市，都在齊心合力，爭取高句麗遺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成功。集安市也已部署計劃，要大力扶植旅游業，爭取在申報成功後，將旅游業發展成為僅次於人參產業的第二大支柱產業。

  在釆訪中，每位學者幾乎都談到，應該本著歷史的、科學的態度去看待高句麗古代文明，不能將問題帶到現代政治中。實際上，中華民族和朝鮮半島上的民族的歷史，是不應、也不能被硬性割裂開來的。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的牛軍教授認為，古代東亞的國家體系與現在按西方概念建立起來的國家關系，完全是兩個概念，不能生搬硬套。古代由朝貢制度形成的關系十分復雜，我們不能放到現在的國際法體系下來認識。

  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項目
高句麗都城3座：五女山城(遼寧桓仁)、國內城(吉林集安)、丸都山城(吉林集安)﹔

  王陵12座﹔

  貴族墓葬26座﹔

  將軍墳1號陪冢﹔

  好太王碑1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