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膽抨擊時政的名記者被孫中山下令暗殺
黃遠生（1885－1915），原名為基，字遠庸，筆名遠生，江西省九江縣新合鎮址坊村人，二十歲中進士，清庭官費派往日本中央大學攻讀法律。
民國初年，黃遠生先後任北京《東方時報》、《亞細亞報》、上海《申報》記者，並創辦《少年中國》週刊，被中國新聞史學界稱為“報界奇才”“新聞通訊文體創始人”，甚至有人說“我國報紙之有通訊，實以黃遠生為始”。 黃遠生以“能想”、“能奔走”、“能聽”、“能寫”的“四能”記者自勉，文字流利、暢達、幽默，深受讀者歡迎。是中國歷史上首位有影響的新聞記者。 生前因大膽抨擊時政，後在美國三藩市被孫中山下令暗殺。 新聞作品輯為《遠生遺著》4卷,以新聞通訊為主,兼收政論、譯文等,於1919年出版，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部報刊通訊集。 死因幾永沉歷史深潭 1915 年，袁世凱籌備帝制，聘請黃遠生為御用報紙《亞稈僑氈ā分鞅省；圃渡 輝敢猓 ?月3日逃出北京，在上海發表聲明否認此項聘任。11月中旬，黃遠生乘船赴美，在美國繼續撰寫他的時政評議。因其在國內的巨大影響力，隔著大洋，那枝鐵筆仍對中國社會有著超乎尋常的影響力，因其持獨立報人的立場看世界，尖銳批評直指要害的鋒芒，為各派政治勢力和軍閥所忌。 黃被稱為“中國第一個真正現代意義上的記者”，從他留下的《遠生遺著》所收239篇文章看，他的筆鋒所指，幾乎對每一個時期民眾矚目的重大問題都進行了及時而深入的報導。北洋時期和民國初年的重要人物，幾乎均有涉及，如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凱、黎元洪、唐紹儀、陸征祥、趙秉鈞、熊希齡、段祺瑞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被刺、袁內閣兩次倒臺、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唐紹儀被迫下野、陸征祥不再理政等，他都能抓住受眾的心，將真相內幕及時告白於天下。 1915年12月25日下午6時許，在美國三藩市唐人街的廣州樓內，正在飲茶吃飯的黃遠生，被人從背後近距離連開二槍命中後背而殞命，兇手一直未獲。 死訊傳至國內，黃遠生生前友好紛紛指責，是袁世凱利用不成，殺人洩憤。後來再曝出原來殺黃遠生的是當地“愛國華僑”，他們以為黃遠生是袁世凱的走狗。黃遠生因此成了革命的誤殺！誰叫你被認為是袁賊走狗的？無可奈何的親友只好含淚為黃遠生收集遺作，開悼念會。林志鈞、張東蓀為《遠生遺著》作序，還得極力辯白黃遠生是“我們的反袁同志”。命丟了，還得往殺了你的革命隊伍上靠和站隊，你說這種暴力手段和所扯開的大旗的炫惑力，厲害不厲害？ 兇手是誰？過去主要有兩種說法。一種猜測是袁世凱派人跟蹤到三藩市暗殺的。另一種說法，是國民黨的前身中華革命党美洲總支部誤認黃為袁的死黨而誤殺的。如何被殺的說法當時就更多了，如有認為他是“被愛國華僑當作帝制餘孽炸死”的；也有記載他“被革命党人以袁黨人罪名槍殺於住宅內”；有的說是“被袁派遣殺手狙擊身亡”；還有文章說他是被槍殺於三藩市街頭等等。甚至連黃遠生被殺的日期也說法不一，不少材料記載其被殺害於12月27日（被殺的二日後），據後人考，其根據大概來自于林志鈞為《遠生遺著》作的序言中的一段話：“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我聽見我至好的朋友黃遠庸在三藩市被人暗殺的消息(系外交部接顧少川來電報告)。”而李盛鐸先生寫的《墓誌銘》，記載被害日為陰曆11月19(即西曆12月25日)。 到1949 改朝換代後，得國者在清查北洋政府檔案時，發現了黃遠生於1913年7月上大總統（袁世凱）的一份條陳，略謂：“宜由警廳組織特種機關，專司檢閱報紙，從法律干涉，並擇要編輯為偵探材料。一面組織新聞通訊機關，整齊一切論調、紀事等語。”這很讓歷史學者吃驚，因為從字面意思看，一貫提倡自由報人主義的黃遠生，所寫的這條陳上的內容，卻是中國最早有據可考的新聞管制內容。研究者也只好承認這是黃遠生被袁世凱利用的明證。 甚至到1984年，黃的兒子黃席群寫作《追憶先父黃遠生》一文時，都不能真相大白。兒子寫道：“我父親究竟是誰殺害的，至今是個疑案……我個人的看法是，無論他是死于袁世凱派遣跟蹤的刺客之手，還是遭到在美洲的國民黨人殺害，總之，他不幸遇害的根本原因，離不開袁賊妄圖稱帝這個關鍵問題。如果是死于袁黨之手，正因為我父親不但不接受袁賊的籠絡收買，反而于遊美之前公開在報上表示反對變更國體，卒致罹禍；如果是死於國民黨人之手，那就該怪這幫人沒有弄清事實，竟誤認為他是袁世凱的吹鼓手，糊裏糊塗地殺害一個平白無辜、真正有良心的青年人，的確是冤哉枉也。 1916年初，遠生的遺骸由當時中國駐美公使顧維鈞運回上海，並在上海開了頗為隆重的追悼會。據參加追悼會的遠生長子黃席群回憶，遺骸安放在一具小型棺材內，外面是一層藍色絲絨，後來在上海加了一個木質的槨。事後，親屬將其骨灰運回九江，安葬于廬山區蓮花鄉桂家壟之殷家坳山。 當時黃遠生的好友、一度擔任過《民國報》記者的大學者梁漱溟，聞此噩耗後大受刺激，陷入了痛苦的矛盾之中，開始寫作《究元決疑論》一書，試圖從佛教出世思想中尋求“人生之苦”與人生真義，思想情感由此發生了極大轉變。黃遠生之死的影響之大由此可見一斑。 黃的啟蒙活動只有辛亥革命前後短短數年時間，卻正是中國現代意識和文化覺醒前最黑暗的時刻。這時比其年長一代的維新派知識份子幾乎都將目光轉向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從19世紀末活躍在時代潮頭的思想先驅變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文化保守主義者；而“五四”一代徹底反傳統的文化激進主義者在此轉折關頭，尚處於困惑、迷茫、探索或沉寂之中，既找不到中國突進覺醒的突破口，也未形成後來新文化運動的龐大陣勢。 舊的將去未去，新的卻將生未誕，黃遠生在這古與今、舊與新、中與西轉折的焦點時刻，以其奔放的激情與深沉的憂患意識，填補了時代的空白點。這表現在他首倡現代意義上的文化啟蒙運動。在《懺悔錄》一文中，黃遠生指出，“今日無論何等方面，自以改革為第一要義”，要改革國家，則必須改造社會，而欲改造社會，最終必須“改造個人”。這正是後來“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民主與科學”的先聲。實際上，五四時期的新文化先驅者幾乎莫不受到遠生現代報人思想的啟發與影響。 因此將黃的死歸咎於復辟帝制的袁世凱，不論是與不是，既是革命倒袁的需要，也不算太過冤枉他。因為輿論本身是一股強大的社會力量，歷來統治階級必然要借助輿論力量來實現對社會的控制，也要對這種具二刃性的力量嚴加防範。袁世凱在鎮壓了二次革命後，就實行過報業管制政策。據統計，僅從1912年4月到1916 年6月，封閉的報館達71家，傳訊49家，搗毀9家，24位報人被殺害，60餘位報人被捕。其中最觸黴頭的事，是報導宋教仁被刺案，9名記者因此被殺，多間報館被封。 先不說向來以槍對筆的各派軍閥，號稱代表當時先進文化的國民黨、孫中山，也開了此類血腥暴力暗殺異見分子和批評者的先河，後來的國民黨接班人也多循此舊例，早期的中國報人，為中國的民主進步，一再付出慘痛的血的代價。史量才（1934年11月14日在海甯縣翁家埠附近的博愛鎮，被蔣介石的特務人員攔車槍殺）、邵飄萍（1926年4月26日，《京報》社長邵飄萍被張作霖以“宣傳赤化”罪名下令槍殺於北京天橋）、林白水（因猛烈抨擊軍閥張宗昌及其部屬潘複，林白水于同年8月6日在北京天橋被槍殺。邵飄萍、林白水兩人被害相隔不到一百天，同樣魂斷天橋，所以當時有“萍水相逢百日間”一說）、楊杏佛（因參與民盟活動，批評政府關押陳獨秀等進步人士，1933年6月18日，楊杏佛乘車駛出中央研究院的大門，被國民黨藍衣社特務槍殺。）等著名報人，先後都倒在了暗殺和屠殺之下。 暗殺黃遠生案真相大白時，是在袁世凱作古七十多年以後了。當年刺殺黃遠生的兇手劉北海80年代中期在臺灣臨死前，道出了真相，他執行的刺殺竟是中華革命黨（國民黨前身）美洲支部指使，由後來任國民政府主席的林森直接指揮，刺殺的命令來自當時的中華革命党黨魁、後來的中華民國的 “國父”孫中山！1985年9月舉行的全國黃遠生學術討論會上，學者們也統一了看法，確認是當年國民黨美洲總支部負責人林森（後曾任民國政府主席）指派他的警衛劉北海開槍刺殺黃遠生的。 國父的另一面 黃之死，與被“革命党誤為袁黨”實際上沒什麼干係，完全是因為孫中山無法容忍異見的批評。孫中山為何要以暴力手段暗殺區區一記者？原來，黃遠生的報導不止批評袁世凱，對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的活動也冷嘲熱諷，如揭露和譏諷 “孫大炮”出賣國家利益、借助日本財閥的資金圖謀執政等事。因黃遠生文筆了得，在校內華人中的影響廣泛，從而影響了孫中山在海外華人中的政治根基和革命資金來源，進而妨礙了孫文党得國的計畫，孫大為恚忿，必欲去之而後快。結果無意中達成一石二鳥的效果，即剪除了眼中釘黃遠生消聲鉗口，還讓袁世凱替他背了 70多年的“黑鍋”，維護了自己的光輝形象。 那麼，究歷史舊賬，孫中山到底有沒有黃遠生譏評諷議的這些事呢？答案是肯定的。雖然這些歷史沒有修入後來的國共二黨“正史”中。但好在那時中國已經處在資訊發達，觀點多元的時代，相關的信史記載還真不少。 如1907年日本政府“請”孫中山出國時，日本朋友公開贈送孫中山的贈款就有20000餘日元（當時普通日本工薪階層的月薪不過20－30日元），而孫中山只給《民報》留下2000元經費，其餘自己全部帶走，使《民報》經常陷於經費拮据的苦境。 1908年冬，《民報》主編章炳麟和孫中山因經費問題鬧翻而退出同盟會，章炳麟說：日本人向孫中山贈送的贈款，本來是贈送給革命黨的革命經費，孫中山卻把這些錢當作贈送給他個人的私人贈款使用。章批評孫這種作法“實在有損我同盟會之威信，而使日人啟其輕侮之心”。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身為臨時大總統的孫文，偕同秘書長胡漢民同三井財團代表森恪及宮崎滔天、山田純三郎會談。會談前，森恪等曾得到先後出任首相的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縣有朋等授意，冀圖與孫文等革命黨人訂立密約，使東三省歸日本所有。會談中，孫文表示：“當此次舉事之初，餘等即擬將滿洲委之於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國革命。” 森恪在會談當天下午6時還發出一封經過孫文、胡漢民修改的致日本有關人士的特急電報，內稱：“關於租借滿洲，孫文已表應允……如能在漢冶萍公司五百萬元借款之外再借與一千萬元，則孫等與袁世凱之和議即可中止，而孫文或黃興即可赴日訂立關於滿州之密約。” 據與孫文有密切交往的內田良平說，從1905甚至更早時開始，孫就曾在遊說日本朝野人士時一再聲稱：“滿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國革命的目的在滅滿興漢”，“日本如能援助中國革命，將以滿蒙讓渡與日本。” 孫中山的革命，得到日本政府外務省秘密資金的支助，已經不再是秘密。日本在有計劃地對中國進行滲透的同時，不斷地受到革命党和軍閥的讓步、許諾、暗示的鼓舞，逐步發展和完善了吞併中國的政治野心。 從1898 年起至1923年止，包括與森恪的談話在內，致小池的信和《中日盟約》後來被披露後，類似的記錄共10條，交涉物件包括首相、陸軍參謀總長、政壇元老、財閥等等。海峽兩岸均有人急欲修補孫文的形象，硬說這些檔是假的。他們沒有注意到，這是孫文的一貫思想，並非孤證。這是檔均是在日本外務省的檔案中找出來的，而非稗官野史。 1905年成立同盟會，由孫中山、黃興、宋教仁共同擬定六條政綱，其中第五條即為：“主張中日兩國國民的聯合”。 另如有記載：1917年9月15日，日本社會活動家河上清訪問廣東軍政府。孫文在會見河上時明確地表示：“一旦他掌握了權力，將愉快地將滿洲交給日本管理。” 1918年11月16日，孫文在上海會見日本實業家松永安左衛門時又說：“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話，可以承認日本對'滿蒙'的領有。” 1922年2月5日，孫文又與日華林礦工業公司的代表簽訂密約，規定該公司提供二萬支長槍、72尊野炮、120支機槍及相應的彈藥和5百萬日元為條件，“同意將海南島，及所有沿廣東海岸之島嶼的開發權，及從廈門以南至海南島的漁權，全讓給公司專利包辦。” “同意公司對開發廣西之林礦有優先權。” “政府指派三分之一的委員名額，委員會主席須為日本人。” 此事當時就有所透露，引起海南島在各地的人士強烈抗議，一再向孫文和軍政府質問，《申報》和《華字日報》等報刊曾作過連續追蹤報導。“護國運動”中，孫文又暗中與以田中義一為骨幹的日本軍部秘密往來，透過日商九原房之助，先後收受日本軍部接濟140萬日元（折合當時美元約70萬元），開日本軍國主義介入中國內政之先河。 另如民國元年，中山先生以臨時大總統名義發表“佈告各友邦書”，承認滿清政府所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所借的外債、和各國國家或各國個人的“種種之權利”。 民國三年，孫致大限重信書，求助倒袁，所列交換條件，比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更為喪權辱國。1915年1月11日，日本駐華公使面交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一份二十一條決議書，史稱「二十一條」，要中方俱簽。這部分原因是日本要求對當年支持中國革命的回報。2月5日，中國政府剛剛與日本方面就簽約一事談判，討價還價之際，孫中山卻擅自在日本東京與日方秘密簽訂了一份《中日盟約》，共十一條。這份盟約，與著名的賣國條約“二十一條”，頗多相近之處，條款的屈辱損國，更有過之。革命黨人的作派，比封建王朝和北洋軍閥還要來得“前衛”。 孫中山當年在日本的一舉一動，均處於日本警方的嚴密監視下，警方的檔案中留下了訂立《中日盟約》的當天，山田純三郎到孫文住宅，由山田掛電話給陳其美，要他持印鑒立即前來，陳果然奉命來到；中華革命党黨員王統一亦來到孫家等記錄(另一日方簽字人估計是補簽的)。日本外務省有關檔案中還留下了送信人王統一的名片，而王是中華革命黨最早宣誓入黨的五人之一，是訂約時的在場見證者。此信和盟約的真實性，日本學者藤井升三已有詳細論證，頗難推翻。 孫中山一再接受日軍國主義者的“黑金”，其出賣東三省的秘密款曲被曝光，其與“9??18”事變後，東北軍一槍不放退入關內有關乎？這是歷史的一大懸案，只能望將來日本解密相關資訊，才能還歷史之大白。終張學良一生，只承認是他自己軟弱放棄了東北，而不敢提國民黨在革命和謀求執政中，與日本人的歷史淵源、政治交易，更不敢提坊間傳說蔣介石予張的“不得抵抗”的手令，其與放棄東三省換取日本支持得國有關乎？如果是，那東北不抵抗的真相就將大白。 近年解密的史實是，“七??七事變”實為中國軍主動挑起，這當然與丟失東三省、國民呼籲抗擊外侮的民族怒火鬱積有關，更與關內即中國，日本但有異動，即決不退讓的國策有關。關內關外國策大不一樣，這與執政黨上臺的背後密約有關。所以關內戰事，一觸即發，國民黨以當時並不強大的柳弱之資，不惜在上海、南京、武漢連續對日發起自殺式大決戰，這也是被欺壓民族集體怒火噴發的歷史必然。 關於孫文謀國與不惜出賣國家主權求得日資的支持這些糗事，當時的時政一枝筆黃遠生怎麼會沒有譏評諷議？就刺殺黃遠生一案來看，孫中山對文人容忍的肚量，是遠遠比不上袁世凱的，袁氏此時已宣佈洪憲帝制，以“中華帝國皇帝”之尊，尚能容得下黃遠生棄其而去，也能以敬才的優待，軟留一旦叛去即將至其致命一擊的蔡鍔於京。孫中山時為一在野黨魁，竟容不得一介報人，必欲以暴力謀殺肉體消滅之。 考察1912年民國成立以後歷任統治者的文化政策，魯迅早年有評論說“這中間只有袁世凱略知怎樣對待知識份子對穩定統治最為有利，相形之下，後來的統治者識見淺薄不足道”。袁氏當國的時候，革命如章太炎，守舊如王闓運，背信如劉師培，保皇如康有為，善變如梁啟超，頹廢如嚴複，有政治野心如楊度，無一不是名震天下的狂放之士，性情各歧異，政見相抵牾，而袁世凱都能包容優待並為己所用，這種氣派和手腕是同時的孫中山、段祺瑞、和後起者蔣介石、毛太祖之流望塵莫及的。 這裏再說說被歷史塗抺得面目全非的袁世凱。近年真實還原歷史面目的只有《走向共和》。此片在央視播出時，曾引起了相當大的爭議，因為它幾乎顛覆了近現代漸成一統的史觀。裏面多有還原“國父”一些負面形象，也為北洋派諸公小小翻了翻案。讓我們找到了李熬北大演講時借古諷今、說“我們有什什麼資格罵北洋人物”的一點根據。因為後世的諸黨所為，很多方面並不如北洋當政時期。 如吳佩孚段祺瑞等北洋人物寧守清貧至死不當漢奸的高潔。 如民初章太炎以袁世凱所頒勳章作扇墜，于袁世凱的總統府大廳中搖扇叫駡袁世凱半日，袁世凱竟不敢出來置一辭，而且直致其終了辭世，也沒有加害過章氏的容人之量。 如湘潭王闓運，當袁世凱復辟邀他作勸進之舉時，開出“王闓運”三字一字十萬元的高價賣名，袁世凱慷慨應允，並致電湖南都督湯薌銘先墊付十五萬。未幾洪憲帝制垮臺，王闓運居然還惦記著那沒到手的十五萬元，派自己的“貼身”老僕周媽來北京袁府討帳。袁世凱此時四處起火，萬事不順，哪肯再付這冤枉錢？以皇帝沒做成現在也沒錢拖賴，後賴不過了說讓周媽先回湘，錢隨後匯到。誰知這周媽是典型的“長沙裏手”，天天到袁世凱府上纏訟不休，說我家老王當初在勸進書上具名可不是保你做成萬世皇帝，你好歹也是堂堂一國之君，說好價碼怎能出爾反爾，再說你為當皇帝花的錢數都數不清，怎好意思卡著我家老王這點小錢？這樣一說，袁世凱大窘。當袁下不來台威脅這老太太時，老太太乾脆撒起了潑，坐在堂前地上大哭，說這死沒良心的老王頭讓我到北京來送死，你袁世凱一個大皇帝怎麼好意思殺我這手無寸鐵的老太婆。殺人無算的一世梟雄袁世凱竟然被拿住了，毫無辦法，只好把周媽安頓在家裏，讓自己最寵愛的姨太太陪她閒聊遊玩，翼圖動之以情。可玩完吃完喝完，周媽照樣討債不誤。糾纏了十幾天後，袁世凱不得不如額盡付剩下的另一半“勸進費”。這是民國年間流傳很廣的袁世凱真實的糗事，但換個角度看，也不失胸襟誠信。 1912年黃遠生借黃興評價孫中山，在10月5日發表的文章中說：“記者眼中之黃克強，乃一率直熱誠之人。其主張厲行國民捐及不換紙幣，正是他熱誠過人之處。然其政治思想之不適於今日者可見。顧其條理縱不及遁初，而終異於中山之大言無實。若記者管窺蠡測之見不甚謬誤，則記者願為宋（教仁）系而兼黃（興）系，絕對不願為孫（中山）系也。”起孫總理于地下，不知他看到他死後十數年間日寇在中華大地的橫行、國民黨一分為二，汪偽在抗戰中續承總理遺志繼續對日“親善”，而以蔣中正為脊樑的黃埔精英們，領導民族不屈不撓鐵血抗日的作為，會有何辯解和感想。 歷史也證明了黃遠生的眼光。1924年，孫的“党在國上”的理論新鮮出爐，三民主義事實上束之高閣，党在國上被演繹得爐火純青。如1913年9月27日，孫氏在日本召集流亡黨人，將國民黨改組為由他個人獨裁專制的“中華革命黨”。孫文竟然要求每一個人入夥時打指模、立誓盟，並向他本人具狀宣誓效忠，予生殺予奪之大權於他一人。包括黃興、胡漢民、汪精衛、于右任、李烈鈞、柏文蔚等一大批人，見民主轉眼成個人一言堂的專制獨裁，皆棄之而去。 孫中山以有組織的暴徒手段來對付“敵人”，是當年在南方眾所周知的事實。所以，在1923年香港《華字》一社論裏，批評孫中山有“北方軍閥尚講體面，有點剛直念氣；南方軍閥無賴而又陰狠”之語 為一党執政和控國之私，可以出賣國家領土和國家利益，為將民主共和巧妙轉換為個人專制執權，不惜利用權力和假革命崇高之名，要求同志予生殺予奪之大權於自己，並以威勢迫使同志宣誓效忠一人，孫中山就是先例。這個党國的政治遺產日後為國共兩党予以承繼，並發揚光大。共和民主憲政也因党國之禍而一直空遺夢想。 但黃遠生這位中國新聞第一人，雖然因為他時政批評鐵筆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卻以他的鮮血，為後世揭示了“國父”真實的另一面、以鮮血揭示了歷史的真相。提醒我們人性的陰柔險詐，政治人物不可以世俗道德衡量之，世事的複雜多變，看問題切忌單一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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